来源：阿沐养老
文/《财经国家周刊》
记者 吴丽华

充满想象空间，也充满现实挑战。“有形之手”如何发力这一特殊市场？

20多位白发老人坐在轮椅上，依次排开围成一圈，集体欢歌。旁边站着的年轻护理人员，也不时被他们的快乐感染。

看到如此温馨画面，这家养老院的总经理王小龙备感欣慰和满足。但谈及养老院的运营情况，不安和忧虑立刻浮到脸上。虽然入住率近100%，还有不少老人在排队等待入院，但养老院仍只能勉强维持。

需求旺盛，运营维艰。这是当前养老产业理想与现实的一个缩影。

中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化进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亿人。随着老龄人口增速持续不断提升，多份研究报告预计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3.5-4亿，占比四分之一左右。

沉重的民生负担的另一面，是发展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养老产业市场规模有望高达13万亿元。

产业空间充满想象力，已有多路资本在争相抢占这一“风口”。运营成本高、机构难以盈利、支持政策尚待完善等难题，不断在发展中显露，也不断在发展中求解。社会资本对养老服务盈利模式的大胆探索，从未像现在这样急切。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加大护理人才培训力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近年接连出台措施，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助力纾困。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发布《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对推动养老服务发展做出全面而具体的部署。

在“有形之手”的推动下，养老的“风口”显现越来越多的机会。

稀缺的床位

“还得再等等。”面对上门而来的老人，王小龙总是一脸歉意。他几年前在北京创办了寸草春晖和平里养老院，第二年就实现近100%的入住率，不少老人只能排队等着入院。

同样感受到养老服务市场旺盛需求的还有张滢。2017年，拿着600万元投资，她在北京朝阳区亚运村地区开了一家只有27张床位的微型养老院，入住老人一直维持在20位以上。

据官方和行业资料，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有330万老年人，其中失能半失能等需要照护的老人有将近30万人，但养老机构床位只有12万张，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二的老人享受不到机构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举国正在走向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业界主流意见认为“9073”的养老格局是较理想的状态，即90%老年人依托社区居家养老，7%老年人在社区养老，3%老年人为机构养老。不过，即便以居家养老为主流，缺口依然存在。根据国际规律，每千人养老床位50张计算，中国未来养老床位需求为1110万张。

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养老服务床位共746.4万张，其中养老机构床位数共392.8万张，社区养老床位数353.6万张。照此口径计算，缺口超过360万张。

即使在财力较雄厚的一线城市，床位紧张也已是普遍现象。公开报道显示，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仅能提供1100张床位，而排队登记的老人一度超过了10000人，是可供应床位数量的10倍。上海静安区公办民营的乐宁老年福利院仅能提供167张床位，由于报名人众多，导致出现了一个床位需要等待近十年的情况。

科锐国际副总裁段立新表示，由于目前中国养老产业整体还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具备高品质服务且价格易被接受的养老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优质的养老床位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盈利之难

尽管不缺需求，但王小龙也不敢轻易扩大规模。他很清楚，增员不一定增效。

民政部曾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民办养老机构收支只能持平，40%的民办养老机构长年处于亏损状态，能盈利的不足9%。

在坚持了7年之后，北京西城区的广外老年公寓在今年开始盈利，这是属于罕见的“9%”之内。广外老年公寓负责人介绍，该机构共有床位200余张，2012年开始一期建设，2015年二期建设，先后两次共投入资金1200余万元，7年苦心经营才触摸到盈利的边缘。

位于燕郊的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总投资近60亿元，一期2300张床位于2016年全部住满，二期近8000张床位于2018年10月正式开放入住，目前已入住近3000位老人。这在业界也是属于经营情况较好的大型持续照护型养老社区。

燕达集团副总裁李海燕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不计算前期投资和折旧的情况下，一期可以实现微利，但是整体收回投资甚至盈利还需要很长的路。“我们是依靠其他领域的收入在支撑养老板块的发展。”

另一家房地产背景的大型养老社区高管则对记者表示：“董事长给我们的是限亏指标。”按照业界的说法，民营养老机构空置率高达50%，建在远郊的大型养老社区空置率更高，而通常养老机构入住率要达到70%才有望达到运营阶段的盈亏平衡。

远郊的重资产大项目盈利难，开设在市区的中小型养老机构，虽然投资较少、入住率高，想要盈利也并非易事。

王小龙介绍，较高的房租和人力成本是盈利困难的主要原因。由于地处市区，每年都会面临一定比例的房租上涨；养老行业收入相对较低，造成企业长期面临招工难和工资上涨；此外，为大量护理人员缴纳社保等支出，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满员尚且难以盈利，对于那些入住率比较低的民营养老机构来说，亏损更是常态。“收费高了没人愿意来，收费低了又支撑不起成本，上下各有一个天花板，日子很难过。”一位业内人士诉苦道。

发力社区主战场

与容量有限的机构养老相比，居家和社区养老覆盖人群更大。

“9073”格局的一个例证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曾在一次公开论坛上介绍，通过统计和调研发现，2016年北京市有养老许可证的养老机构460家，居住了41000多位老年人，与北京市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人口规模进行比较，只有1.3%的北京市户籍老人居住在养老机构，有98.7%的北京市户籍老人在家养老。

选择在家里养老，如何将居家和机构的服务相结合是老人和子女的家庭需求痛点。

现实生活中，在少子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压力下，很多原本由家庭提供养老服务的老人被推向了社会。社区养老兼具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优势，正在养老体系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态，政府要扶持发展就近可及、普惠公平、安全可靠的社区养老托幼服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认为，就近养老未来仍将是大多数人常态化的选择，是政府对接市场需求、引导社会供给做出的理性安排。

张滢的养老院里，配有康复师、护士和护理员，可以提供居家、社区、机构等较为全面的养老服务。养老院功能上类似于养老驿站，不单是提供一个养老场所，还将辐射社区，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

她告诉记者，之所以要做到小而全，是因为在漫长的养老阶段，老年人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需求的变化。同一个老人，可能今天需要日间照料、助餐、助洁；一场小病就可能不能自理，需要全天候的照料，单纯的一种模式很难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截至目前，张滢团队已经依托机构将近300名护老保姆送到附近需要服务的老人身边，同时还有20多位平均年龄超过85岁的老人在养老院长住。

张滢认为，开业近两年来，养老院经营情况日渐见好，和她精准对标社区需求关系密切。“如果我们在五环外，同样的条件，考虑到探望困难、生活环境改变、就医不便等因素，估计很少会有人入住。”

对于这样的探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认同：社区是应对老龄社会的主战场，只有在社区层面解决好养老问题，才能让绝大多数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

探路新模式

在王小龙看来，打通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融合养老模式，是中小养老机构实现盈利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对那些较大型的养老机构来说，探索出来一条有效的盈利模式可能要困难得多。

“在我退休前，我一定要把万科养老业务做好了再离开！”2017年3月，在万科业绩会上，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曾喊出了这样的狠话。

狠话背后是这家地产龙头在养老服务行业的阶段性惨淡局面。早在2003年，万科就已进入到养老行业，并在2010年将养老产业列入三大战略之一。到2018年，万科的养老项目约为170个，覆盖全国多个城市，但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郁亮的看法是主流意见：养老业务是个趋势，有很大的市场，但实现盈利仍有待探索。

这一探索在地产界从未间断过。据业内人士介绍，地产公司进入养老产业的盈利点是地产增值。配备各种养老辅助设施，满足老人在家养老需求，也成为房企的一大产品卖点。

围绕这一需求，房企推出了不同形式的养老服务产品。如远洋地产推出了“闭环式服务生态”模式，基于社会短期托老需求，整合远洋自身服务资源形成闭环式服务生态，聚焦社区公益，为社区老人提供免费、高质量的社区养老短期照料服务。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房地产室副主任任荣荣看来，房企在养老业务方面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是因为养老服务需求的高峰目前可能还未正式出现。随着老年人群逐步增加，养老需求的最高峰或许会在2027年前后出现，届时房企的养老地产业务也将迎来真正的春天。

大手笔布局养老服务产业的还有保险机构。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末，中国人寿、泰康人寿、太平人寿等8家机构投资29个养老社区项目，计划投资金额678.2亿元，床位数超过4万张。

保险机构往往将保险产品与养老服务捆绑，投资养老社区项目，不仅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而且可直接带动起保险产品的销售。以太平保险的上海“梧桐人家”为例，购买相关养老保险产品的客户，可以获得优先入住养老社区的资格。

当前保险机构投资建设的一批高品质养老社区，适应了一部分中高端老人及其家庭的需要。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醒，保险产品与养老社区的销售对接只是浅层次的，如何将虚拟的金融保险产品与现实的医养实体服务结合，仍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养老社区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回报率低，做成规模实现盈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式难题”

在多位受访人士看来，任何一种盈利模式的探索，都离不开一个关键问题：老年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较弱。很多养老机构入住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愿住，二是住不起。而后者更为普遍。

张滢说，目前养老服务的刚需客户主要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习惯节俭，很难接受价格较高的养老服务；同时，由于长期形成的养老有政府支持等观念，许多老年人并没有为养老服务付费的习惯。

“国内老人普遍还没有良好的支付体系做保障，往往只能依靠退休金。”在王小龙看来，全社会的养老补偿机制还有待建立。

业内人士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特点，这是一道“中国式难题”。

支付能力弱的另一端，是市场化运营的养老服务成本高企。

据介绍，以往养老机构建设运营补贴、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针对的主要是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为了享受优惠政策，行业内90%的养老服务机构注册时选择成为民非组织。但是他们在获得政策支持的同时，又因机构性质造成土地不能抵押贷款、投资人无法获得收益等问题。

一位国资背景的养老行业投资人告诉记者，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一方面激励不足，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补贴过度依赖，上述两种情况并存。

养老机构经营场所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以北京为例，由于城区土地紧张又缺乏足够的养老用地规划，养老院分布极为不均，需求较大的市区养老院分布较少，大多民营养老院位置比较偏僻，入住率大都很低。王小龙介绍，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经营场所，2018年北京城六区新开设养老机构不到10家。

“痛点”集中破解

养老作为一个特殊产业，注定不是一个纯市场的问题。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离不开有形的政府之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

此前的2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启动了“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聚焦普惠养老，围绕“政府支持、社会运营、合理定价”，深入开展城企合作。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吸引城市政府和企业自愿参与，扩大普惠性养老的服务供给，今年内，国家发改委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4亿元给予支持。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表示，这次普惠养老采取了一套政策组合拳，希望探索一种支持社会力量来发展普惠性养老的新模式，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据介绍，今后三到五年，全国将通过城企联动等方式，使普惠性养老床位增加一百万张以上。

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截至3月底，已有62个城市加入城企联动普惠养老行动，一些城市的企业和个人已经开始得到实惠。以河南郑州为例，按照规定，试点企业提供约定数量的床位用于普惠性公益性养老用途，享受每张床2万元的补助，与当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两家公司将分别获得3600万元、1560万元补助。

近期以来，多地都在紧锣密鼓开列2019年养老服务改革方案。

北京市2019年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重点任务明确，西城、丰台、石景山、通州四区将展开国家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河北省提出，今年将研究制定系统的推动全省养老服务发展政策和实施意见，制定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运营和管理办法。

《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今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针对养老机构建设提出了包括税费减免在内的一系列扶持发展举措。

4月16日，养老业更是迎来重大利好。国办发布《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从放宽养老行业准入、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加大税费减免力度、增加人才收入等多个维度发力，支持养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其中，针对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供求不平衡、高质量养老床位一床难求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普遍反映的“盈利难”“融资难”和“用地难”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土地、融资、财税、医养结合、人才等一揽子政策支持包。

这意味着，养老服务中的“堵点”和“痛点”，正迎来一轮集中破解。

老龄化的“战略持久战”

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 郝福庆

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大多数国家都要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既是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具有特殊性，面临的挑战压力巨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须统筹谋划、系统施策。

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充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财富储备，提高人力资源供给质量，强化科技支撑上“做大文章”，也要在完善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上“下绣花功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

老龄化形势严峻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逐年延长，必然带来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文化生活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2000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总体上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呈现出总量大、速度快、不平衡特点。

2018 年，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 2.49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7.9%， 老年人口数量首次超过 0-14 岁人口数量，老少比迎来历史性拐点。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达到 5 亿人左右，总量很大。

与世界同期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呈现增速快的特点。2000—2017年，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约3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距较大。东部老龄化程度整体高于中西部。上海和西藏分别于1979年和201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之间相差36年。同时，由于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于城市，空巢、高龄、失能老年人问题更加突出。

我国人口老龄化虽然来势汹汹、形势严峻，但仍要积极看待，辩证分析人口老龄化的综合影响：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下降，但质量逐步提升；老龄化社会投资有所放缓，但消费不断升级，银发经济迎来“风口”；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增大，但多层次资本市场迎来发展机遇；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但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加速推进；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日趋复杂，但社会稳定因素逐步积聚。

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些制度安排可以充分汲取其经验和教训，在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改革和重大工程推进实施中，可以预先统筹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避免二次改革的被动局面。

积极“备战”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场“战略持久战”，不断充实国家和居民的财富储备，才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源头活水，制度安排才不会变成“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首先，要通过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培育发展国内市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统筹重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促进消费、投资、进出口协调均衡，推动国民收入较快增长，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

其次，要加快建立完善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保障能力更强、更为均等化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第三，既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又要充分考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财政承受能力，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将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避免“福利陷阱”。

人口“质量红利”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会直接影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在成熟经济体中，由科技创新决定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长期增长更为关键。因此，应通过提高质量、挖掘存量、稳定增量，推动人口“质量红利”替代“数量红利”。

提高质量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积极建立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环境，最大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推动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

挖掘存量方面，可以进一步破除阻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保持人力资源市场活力。适时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适当提高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挖掘老年人力资源，避免劳动力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将劳动参与率稳定在合理水平。

稳定增量方面，实施人口均衡发展国家战略，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促进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相适应，有效运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扩大劳动力供给，适度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智能化水平、积极推动智能型人工替代技术、大力发展高科技的适老产品等政策措施来强化老龄化社会的科技支撑能力。

要进一步完善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积极发展银发经济。通过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来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比如，持续巩固居家社区养老的基础性地位，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实现全覆盖；推动老年医疗服务社区化和家庭化，将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至居家社区，建立社区老年人健康干预体系等。

养老能向发达国家借鉴什么

文/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王莉莉

政府主要提供基本保障与兜底服务，市场则用来解决个性化需求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大部分国家正在或即将面对的突出问题。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各国在完善政策制度、加强保障水平的同时，也积极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发展老龄产业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特别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较长、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市场发展程度较高，老龄产业的市场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积累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完备的制度保障

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长期过程中，与之相伴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这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建立起了比较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

日本专门出台了《护理保险法》《老人福祉法》《老人保健法》《黄金计划》《新黄金计划》等。此外，还出台了专门针对人才培养的专项法律，如《护理福祉师及社会福祉师法》《理学疗法师及作业疗法师法》等。

英国针对老年人的健康服务和社会服务需求，出台了《国民健康服务法》《国民保健法》《全民健康与社区照顾法案》《国家老年服务框架》等，同时还有详细的《国家黄金标准框架》来确保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

这些法律和标准，从老龄服务机构的建设、服务内容、服务管理、服务评估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为政府提供公共老龄服务、企业发展老龄服务市场、老年人享受各类老龄服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律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发达国家都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如英国、德国、日本都出台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府、企业、个人共同为老年人的老龄服务消费买单，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保证了企业发展老龄产业的积极性。

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在完善的法律、政策、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在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划分上也相对比较清晰，政府主要提供基本保障与兜底服务，市场则用来解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问题。

这种分工明确的结果反映在老龄产业市场上，则是丰富且精细化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日本等国家的老龄用品市场产品非常丰富，不仅种类众多，并且能够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开发出众多适合老年消费群体的产品种类。并且在服务市场上，有针对不同身体状况、收入水平以及个性化需求的服务产品，包括术后老人的康复、失智老人的干预治疗，都有专业且精准的服务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

比如英国，在养老服务方面，无论是居家养老服务还是在养老院/护理院的供给上，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比例已经较低，2010年英国老年人居家服务的提供者中，政府只占11.0%，私人提供的比例则高达74%；另外，由地方政府建设运营的护理院只占17%，由私人运营的护理院比例则高达63%。私人运营的养老院种类很多，从一般到豪华型的都有，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收入情况来自由地选择想要入住的养老院。

严格的监管制度

法律保障和丰富且精细化的产品与服务之外，老龄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还有较丰富的金融支持体系。

以美国为例，不仅有着较成熟的住房抵押贷款制度，能够较好地为老年人提供“以房养老”的金融支持，还有着其他发达的老龄金融市场，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市场，银行、证券、基金等相关金融服务市场，不仅能为个体提供良好的金融理财支持，为晚年生活提供金融保障，还能为老龄产业的发展筹措资金，提供金融支持，拓宽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加速老龄产业的发展。

为了保证老龄服务与产品的质量，发达国家还有严格的监管制度。如英国，有专门负责评估、监督和管理养老服务机构的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监督和管理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确保服务机构能够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这些组织都有相应的专家队伍，每年都会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检查，并且公开检查结果，提出改进的意见，同时还会根据老年人的需求以及投诉来提出完善服务的建议，确保服务的质量。

如英格兰的照顾质量委员会（Care Quality commission）、苏格兰的社会服务监察会（the Care Inspectorate）等都是这样的监察机构，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公布。

日本的《护理保险法》也对养老机构的监管作了明确的规定，规定养老机构的人员、服务信息等都必须向社会公布，并且接受第三方的评估。

美国的养老服务监管也是非常严格的，为了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管，美国出台了专项的《护理院整顿法案》(Nursing home reform act)。根据此法案，许多州建立了专门对养老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的机构。这些机构可以对养老机构进行突击性检查，如果检查不合格，机构就将处于巨额罚金和吊销执照的风险。

系统的专业人才培养

人力资源是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老龄服务领域，人才培养问题更加突出，老龄产业发达的国家都有着系统的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

日本从事护理服务的人员有十多类，包括：护理支援专员、护理福祉师、家庭访问护理员、社会福祉师、理学疗法师、作业疗法师、护士、药剂师、保健师等，每类人员都有不同的职责定位和资质要求，上岗前都需要接受相应的培训，取得相应的资格。另外日本还出台了专门针对人才培养的专项法律，如《护理福祉师及社会福祉师法》《理学疗法师及作业疗法师法》等。

美国的养老工作人员也有明确的分类和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岗位，都要经过规定时间的教育、培训与考试等。同时在老龄用品市场，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与支持，鼓励他们充分运用科技优势，创新与研发新的产品。

四个方面补短板

快速老龄化的中国要解决好数以亿计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可从完善政策制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老龄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积极从发达国家老龄产业发展中吸取经验。

首先是完善政策制度，特别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满足老年人的老龄服务需求，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制定、出台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政策制度完善的一个重点内容。目前青岛、上海等地已经在开始试点，但就全国来讲，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尚需时日。

其次是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难的现实问题。在这一方面，既要加大政府补贴力度，更要创新资金扶持模式。可以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优化贷款审批流程、拓宽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等途径，如试验发行养老服务债券、设立养老产业投资基金、贴息贷款、利用外资等方式，来满足老龄企业的信贷需求，进一步拓宽老龄企业的投融资渠道。

再次是加快老龄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老龄服务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技能训练等。目前我国老龄产业人才缺乏，特别是专业人才紧缺。面对这种情况，在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可以在大学、职专开设养老服务专业，实施专门教育，培养专门人才，也可以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和业余培训，举办各种类型的专业护理人员培训班。

另外，还要进一步拓宽养老服务人员的职称晋升空间，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以此设法降低人员的流动性；同时还要加快养老服务人才市场的培植，依靠市场力量来及时传递养老服务人员的需求信息，积极培育并形成职业经理人、专业服务人才市场。

最后，我国目前的老龄产业市场，在服务与产品的质量评估、监督与管理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缺乏相应的评估标准和规范，还没有系统性的机构或者组织来对老龄市场进行全方位的监管，还需要持续加强监督管理机制建设。

针对这一现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不断完善老龄服务与产品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同时继续加强监督管理机制建设，或者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作用，来提高老龄市场的监管与评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