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锦

30多年前，中国主要人口问题是解决高出生率，今天，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是老龄化，城市老年人养老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养老存在以下几大问题。

问题一：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呈高龄化、空巢化趋势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我国从1999年迈入人口老龄型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2011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是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是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050年前后，将达到4.8亿左右，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届时世界老龄人口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从1980年到1999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基本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英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用了80年，瑞典用了40年。

近年来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年均约4.7%的速度增长，明显决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2011年，中国8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000万。与此同时，中国城乡老年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达到70%，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老年空巢家庭将进一步增多。

问题二：未富先老、养老金缺口严重、资金面临巨大贬值风险

当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4%，就标志着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了“老龄社会”。完成这一过程，法国用了100多年，而巴西、中国、日本、智利等国只需用25年左右。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届时，不仅中国30年来的高速发展所仰仗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可能荡然无存，整个社会还将背上沉重的养老负担，中国将面临“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双重挑战。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也突破了3000美元，似乎差距不是很大。但真正的差距在于，中国的工资总量只占GDP的13%左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接受超低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在老龄化到来的时候，个人养老能力可想而知。

在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之际，政府对养老保险的隐形负债正成为新的隐忧。根据测算，今后38年中，养老金累计缺口占GDP比重将达到75%，远高于环保成本，是融资平台和铁路债务对财政压力的近20倍。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侣．3万亿元。

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养老金问题被认为是引发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截至201 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5707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5365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的1.5万亿元，90%存入银行，10年来，年均投资收益率不到2%，低于年均通货膨胀率，面临着贬值问题。事实上，近十年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1万亿。

问题三：影响社会稳定、道德风险加大

老有所依，安享晚年是每一个老人的愿望，但是当前“养”与“医”的问题—直困扰着老人，甚至有些老人的生活状况十分恶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以乞讨或捡废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养老问题无法解决使得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低下，生活、生命质量水平不高。辛苦大半辈子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的想法会使他们产生消极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很可能波及中青年劳动者，从而影响他们对社会整体利益奉献的热情。而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生活的困境也可能使老年人产生不满的情绪，进而形成—个群体。这种群体的存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20城市居民幸福感暨寿险需求研究报告》（2012年）是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仅有近四成的城市居民拥有总体的幸福感受，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感觉生活幸福的老年人不足两成。究其原因[来自www.lW5U.com]，主要是因为退休后，老年人的收入减少，超过一半的老人不满意自己的收入情况，表示生活品质明显下降。

问题四：孝文化缺失、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中国—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赡养老年人已成为国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百善孝为先”等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映。纵观古今，养老做法最好的要算汉朝了。汉朝的养老敬老法规始终—致，没有间断过。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老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待遇。到了成帝建始年间，又将享受这种法定待遇的老人最低年龄降到了70岁。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对高龄老人进行登记造册，举行隆重的授杖仪式。最耐人寻味的是西汉诏书中明确写道：“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当时的“六百石”官职为卫工令、郡丞、小县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那也就是说，汉代的70岁老人在“政治”上享受处级待遇，持王杖进入官府不必趋俯，可以与当地的官员平起平坐。汉代老人的“政治”待遇还体现在可以“行驰道旁道”。驰道是专为天子驰走车马的，绝对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许。可见汉代老人是何等特殊！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时间资源和精力资源都格外宝贵，人们都在紧张地为生计而忙碌。尤其是一些年轻人，陷入了角色困境，即要同时扮演好成功人士的角色、合格父母的角色和孝顺子女的角色，往往是勉为其难，疲于应付。现代社会使大家庭的概念相对淡化，小家庭的概念明显增强。两代人都崇尚居住的私密性，老少分居的倾向日益明显。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步入老年，“4-2-1”家庭结构状况日趋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将日渐弱化。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只有3.1人，如何养老成为一道社会考题。“常回家看看”是否适合写入法律，“居家养老”模式如何发展，草案中一些与此相关的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热议。

问题五：机构养老作用有限、老龄社会低水平运行

现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养老还是以家庭为主。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庭又不在当地，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无法跟儿女生活在一起。因此，社会不能简单地说在家就是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就必须离开家庭，关键问题是谁来服务，谁来护理，谁来承担责任。

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同时，我国的机构养老也存在设施条件比较差，生活比较单调枯燥，住在里面的老人不得随意出入，使得不少老年人对其望而生畏。而一些条件较好的养老院，则收费偏高。据统计，全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干名老年人才占有床位8.6张。资料显示，按照老年人口与护理人员配备比例3比1测算，全国有2830万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共需要养老护理员约1000万人，而目前全国养老机构的职工只有22万人，其中取得职业资格的仅有2万多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机构养老资源严重短缺成为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社会养老机构面临的尴尬是，老人们只要在自己家里还能维持，就不愿意去养老机构；而低龄健康、自理型或者经济状况优越的老年人却往往找不到他们所需要或者合适他们的养老机构。

问题六：社区服务功能缺乏、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

英国的老年社区配套设施齐全。社区建筑规模大，俱乐部较多，各种课程和培训应有尽有，是集合了居住，商业服务，度假疗养为一体的大型综合社区。

丹麦老年住宅环境优美。田园风光、庄园、乡间公路、乡村教堂，小餐馆，构成和谐的生活画卷。

德国的养老社区老年住宅与养老院相结合。德国政府对老人住房采取补贴措施，老年住宅内部多为无障碍设计，设计者往往把老年住宅和养老院毗邻建设，以方便两者能共用。

日本养老社会保险保障体系完善。提供无障碍设施的老龄人住宅产品、具有看护性质的老龄人住宅产品、能和家人共同生活（二代居)的住宅产品。老年，人住宅产品与其他租售性质的住宅产品混合设计在一个生活社区内，突出自助自理。

美国社会非常发达，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很多美国老人都拿着退休金到风景优美、适宜养老的国度、地区安度晚年。芝加哥老龄化办公室在早些年就推出了“家园共享”计划：将60岁及以上，年龄段相仿，又有兴趣共享一个家的个人以合得来为前提进行甄选和配对。

新加坡以房养老。退休者将自己的住房抵押给金融机构，按月从该机构获得现金收入，退休者仍然居住在自己住房内。

中国“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近期我国解决城市养老的另一个方案——托老所应运而生。托老所，顾名思义，与托儿所很相似，但是与24小时照看老人的养老院有很大不同，可以自己走动的老人就自己走过去，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由子女早上送去、晚上接回。老人晚上还可以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减少了心理上的排斥感。相比养老院，托老所只需要负责解决午餐和准备简单的娱乐用品。老人在托老所可以看书、下棋，在服务员的引导下可以进行简单的文化和体育活动。这个设想是对的，建设托老所也不难，但它不解决根本问题，毕竟托老要比托儿难得多。一个幼儿园，接收200个孩子，这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是接收200个老人的难度胜过接收200个幼儿。一般社区建个几千平方米的托老所花不了几个钱，但是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办？投资主体是谁？加上经营主体是谁？服务主体是谁？这些都没有明确，所以，养老，离开社会是不可能的。

问题七：认识不到位，观念需要创新

由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不长，对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的挑战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应对老龄化的举措上缺乏统筹，也对未来老龄化挑战缺乏准备，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还不深入，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口养老问题上，缺乏对就业、抚养负担、代际公平等与劳动力供求和接续等政策安排。缺乏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推动老龄产业发展、促进健康老年群体收入，挖掘二次人口红利的政策。老年工作评估制度没有建立，难以对为老服务的效果、效率进行质量评估。

1．养老问题是不是钱的问题。在我国绝大多数学者看来，养老金缺口巨大，但是官方统计公报显示，到2011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万亿元。而2012年7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传递出来的信息更是令人鼓舞，201 1年末累计结余社会保障资金3.11万亿元。因此，养老金问题很可能不是问题。另外，即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养老金缺口，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财力去解决，而不只是单纯地延迟退休年龄。中国每年的“三公经费”至少花掉了上万亿元，真正公开的只不过十分之一，如果中央政府严肃财经纪律，压缩“三公经费”，每年节余5000亿元绝不是问题，将这笔虚耗的巨资用于补充养老金缺口是完全可行抑或说完全可能的。去年我国财政收入高达10万亿元，外汇储备高达3.4万亿美元，国企实现利润2.25万亿元，如此雄厚的财力国力，涉及亿万人民的养老金缺口，何愁不能解决？全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表彰大会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政府宁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确保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投入”。

延迟退休年龄，对官员抑或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影响不大，对于那些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到50岁就已经失业或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一直都在节衣缩食自己缴纳社保医保，原本期盼着早点退休，靠微薄的退休金来维持生计。如果延迟五年，他们的期盼会落空，数亿低收入阶层和数亿体力劳动者的生活会更悲惨。

2．养老问题是不是人口的问题。在我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放松人口控制以应对养老问题和劳动力短缺。但30年来，“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3.5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程恩富认为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而不是改变“一胎化”政策。

目前，美国3亿人，俄罗斯1.4亿人，日本1.3亿人，德国8000万人，法国、英国、意大利各6000万人，韩国4000万人，加拿大3000万人，澳大利亚2000万人。我国在80年代就达到一个基本共识，就是7亿人口左右比较适度。现在根本没有到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时机，我们人口零增长的时候再考虑也不迟，人口零增长还至少要到2030年一2035年。

“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有保障、有尊严地步入老年，并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参与其社会。”这是10年前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立的总目标，也是我国今后若干年的奋斗目标。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保障中心博士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教授）